消除痛苦计划
简介
本文旨在探讨痛苦，以及如何消除痛苦。
消除痛苦计划概述了运用生物技术如何能够消除芸芸众生所遭受的痛苦。
基因预编程将给我们的后人带来幸福感的攀升，使之变得生机勃勃，攀升的幅度将超越今日之巅峰体验。
首先，我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从技术上来讲，消除任何种类不愉快经历（无论是心理上的痛苦，还是肉体上的痛苦）的生物基质是可行的。
然后，我想强调一下，无论对于道德功利主义者还是非道德功利主义者而言，消除痛苦计划都具有高于一切的道德紧迫性。
最后，我想讲一下，为什么说生物科技革命意味着消除痛苦计划将会实现，尽管实现的速度并不像应有的速度那么快。
1. 为什么消除痛苦计划具有技术可行性
可悲的是，社会经济改革、指数级经济增长、通常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或者任何用于解决世界问题的传统灵丹妙药，都无法消除痛苦，至少不能单靠这些来消除痛苦。改善外部环境值得称赞并且非常重要，但外部环境的改善并不能突破基因的限制而重新调整我们的幸福适应能力。对双胞胎的研究已经证实，存在一个可[部分]遗传的健康或不健康的临界点，我们所有人往往都在其一生的时间里围绕着该临界点上下波动。这个临界点因人而异。[通过施加长期的、不受控制的压力而降低一个人的幸福临界点是可能的，但即使是这种对幸福临界点的重置也并非如想象起来那么容易：自杀率通常在战争时期下降；研究1显示，在一次致瘫事故发生6个月后，人们通常不会比这一事故发生之前感到更加幸福或更加不幸福。]不幸的是，试图去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无论是乌托邦左派还是右派，自由市场还是社会主义，宗教主义还是现世主义，依靠未来的高科技还是仅仅做好自己的事情，都无法克服这一生物上的限制。即使传统未来学家所要求的一切——永恒的青春、无尽的物质财富、形态自由、超级智能、沉浸式虚拟现实、分子纳米技术等——都成为现实，仍然没有证据表明，在没有丰富大脑奖赏回路的情况下，我们的主观生活质量能够平均起来显著超过我们依靠狩猎和采集谋求生存的祖先，或者当今新几内亚部落成员的生活质量。如果不进行精密的神经扫描，这一说法原本难以被证实，但一些关于心理压力的客观指标，如自杀率，却使得这一说法拨云见日。未得到增强的人们将仍旧受到达尔文情绪的波及，从极端的痛苦到小小的失望和挫折——悲伤、焦虑、嫉妒、存在性焦虑。他们的生物机理是“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的一部分。意识上的主观不愉快状态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这些状态具有遗传适应性。我们的每一种核心情绪，在过去的进化中都传递一种明确的信号：它们能够提升我们的行为能力以增强我们的基因对原始环境的整体适应性。
因此，仅靠改变我们的外部环境，永远无法消除痛苦和疾病，那么技术能做什么？
以下是按照社会合理性从低到高排列的三种应用场景：
（1）电极刺激；
（2）致幻药；
（3）基因工程以及我们特别强调的——即将发生的定制婴儿的生殖革命。
（1）回想一下，电极刺激是通过植入电极的方式直接刺激大脑的快乐中枢2。颅内自我刺激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生理上或主观上的耐受度，即刺激两天后和两分钟后的效果是一样的。电极刺激不会伤害其他人，对生态环境的排放量小，能够消除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并且与性行为相比，对人类尊严的冒犯无疑要小得多。诚然，终身的电极刺激仅对少数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来说才具有诱人的前景。但是，针对采用电极刺激的方法，技术上的争议又在何方？
电极刺激并非一种在演进上具有稳定性的解决方案：它的普及将面临选择压力。电极刺激不会促进养育行为：电极刺激者，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不会想养育下一代电极刺激者。那些以电极刺激或类似行为为幌子的形式化的、任性的喜悦将有效地终结这一人类实验，至少在全球都采用电极刺激的情况下会是如此。
对奖励中枢进行直接的神经刺激将会破坏针对环境刺激的信息敏感度。因此，假如我们想变得聪明和更聪明，我们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智能代理。智能代理可能具备一种建立在不健康梯度之上的动力结构，而这种不健康梯度正是当今一些长期抑郁症患者的特征；智能代理也可能兼有我们当前所具有的各种快乐和痛苦；或者，我们还可能拥有完全建立在[适应性]大脑幸福梯度基础之上的意识的信息经济——这正是我想要论述的。
事实上，拒绝接受电极刺激的做法也许为时尚早。在遥远的将来，人们不排除可以将任何不愉快或世俗的事情卸载到无机的超级计算机、假体或机器人身上，从而仅享受一致的、令人愉悦的快感。也可能不是快感，而是其他一些之前无法得到提升的理想状态中的几种。但那只是推测而已。我认为，不管我们最终去向何方，致力于实现超级幸福和超级智能也许将更加谨慎，至少在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导致的所有后果之前是这样的。实现超级幸福的最大化不像消除痛苦那样具有道德紧迫性。
[值得关注的是，上文中所提到的卸载方案假设无机计算机、假体和机器人并不——或至少没有必要——经历显著的主观痛苦，即使它们的功能结构使它们能够避免有害的刺激或对这些刺激作出反应。现有的计算机并不会经历非有机的痛苦，这相对来说没有争议——关掉某人的个人电脑并不会带来道德上的后果，而一个硅基机器人不用经历被损坏的痛苦就可以通过程序设计来避免酸的腐蚀。有争议的事情是，是否任何一个具有经典冯诺依曼结构的计算系统都能够永远保持这种有趣的意识。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但不管怎样，都不会影响到卸载方案，除非有人主张，痛苦在本质上所具有的主观性，对任何能够避免有害刺激的系统来说都是功能上不可或缺的。]
（2）用来消除痛苦的第二种技术选择是未来的致幻药。当后基因组医学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之后，设计出一种真正的“理想快乐药剂”，在给人们带来终身享有的高质量幸福的同时，还不会带来不可接受的副作用，这是否具有合理的可能性呢？
这里所谓的“理想快乐药剂”只是一种统称。大体上说，这种药物能够带来理智的、感性的、审美的或是精神上的幸福，而不仅仅是通常在单维度和非道德意义上的享乐。
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既不是仅能激活大脑负面反馈机制的休闲性安乐药，也不是肤浅的满足于美丽新世界的麻醉剂，亦不是那种能够引发狂热的快感，从而导致人们无法控制其兴奋、丧失关键洞察力、变得思想游离和浮夸的药物。我们能否开发出真正神奇的药物？一种能够可持续地带来高度的幸福，并能够重新调整幸福适应能力以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高质量人生的药物？
很多人对“药物”一词望而生畏，考虑到今天那些有害的街头毒品以及令人失望的医学药物，心生畏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上，即使是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通常会服用一些典型的愚蠢的药物，那就是酒精。如果社会上已经接受通过服用药物来使人达到暂时的快乐或愚蠢，那么为什么不能合理地设计药品来使人们永远变得更快乐和更聪明？据推测，为降低滥用药物的可能性，人们可能——在某种有限但重要的意义上——想要任何类似尼古丁的理想的快乐药物，借此，吸烟者的大脑能够很好地调整其最优水平，而不存在不受控制的剂量提升。
诚然，基于药物的解决方案也会存在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我认为这些困难，从技术上来讲，是能够被克服的，尽管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这一问题。但是，基于药物的解决方案还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进化赋予我们的现有自然状态下的意识如果不存在根本性的错误，或至少不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我们就不会渴望去改变它。我们每天的意识，即使不是那么不愉快，与所谓的巅峰体验相比，也是相形见绌的。普通的日常意识可能是适应性的，因为它帮助我们的基因在非洲大草原上留下更多的自我复制；但是，为什么要永远地将其作为我们的默认状态呢？为什么不通过修复遗传密码来改变人类的本性呢？
再者，这种药物解决方案的摒弃可能太快了。可以论证的是，乌托邦式的致幻药对于精密且易于逆转的意识控制来说可能总是有用的，并且我认为致幻药将是用于探索不同种类意识思维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有心理超级健康的基因倾向而不是需要长期的自我治疗，岂不是更好？难道那些即使是最热心的消除痛苦主义者也建议给所有初生的婴儿服用系列药物，并且在余生也继续服务这些药物吗？
（3）第三种方案是利用基因工程，包括肌体疗法和种系疗法。
在当今社会，有一小部分人总是情绪低落或精神抑郁，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的研究证实，抑郁的基因负荷量很高。相反，也有一些人们生性乐观。在这些人中，除了乐观主义者，还有极少一部分人属于精神病医生所谓的情感高涨者。情感高涨者不是狂躁症患者或双重人格患者，但按照当代的标准，他们通常过于兴奋，尽管有时比其他人更加兴奋。情感高涨者能对周围的环境作出“适当”和适应性的反应。他们的确一贯地精力充沛、多产和富有创造性。即使当他们十分高兴时，他们也不会“欣喜若狂”。
现在，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如果我们选择从基因上变得情绪高涨，即采用一种完全由可适应的幸福感的变化来驱动的动力系统，将会怎么样？更加彻底的是，随着我们更加了解快乐情调背后的基因，我们是否可以选择额外添加一些可以促进情绪高涨的基因/等位基因的组合以及它们的调节促进剂，不是消除体内平衡和幸福适应能力，而是把我们的幸福设定点提高到一个明显更高的水平上？
这里我想讲三点：
第一，这种基因的重新调整可能看似支持另一种统一性，但值得提醒大家的是，更加快乐的人，尤其是情绪高涨的人，通常会比情绪低落的人能够对更广范围的潜在奖赏性刺激作出反应，他们会从事更具有探险性的行为。这就降低了陷入次优状态的可能性，无论对增强后的个人还是后人类的社会来说都是如此。
第二，普遍的情绪高涨可能听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实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当然是。但是，所有的有性生殖都是一种实验。我们玩基因轮盘赌，洗去我们的基因，然后掷出基因的骰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听到“优生学”一词便心生畏惧，但当我们选择未来的伴侣时，我们所用的就是这种幼稚且无能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父母将能够逐步采取更加合理和负责的生殖决定。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将成为惯例，人造子宫将帮助我们摆脱人类产道的限制，生殖医学的革命将会开始取代旧的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问题不在于一场生殖革命是否将要来临，而是我们想创造何种生命以及何种意识。
第三，这场生殖革命难道不会成为西方富裕精英们的特权吗？
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不是。比较一下，移动手机从出现到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所需的时间间隔很短，收音机从出现到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间隔了50年，电视机从出现到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间隔了20年。可见，一项新技术从出现到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接受所需要的间隔时间正在迅速缩短，当然，价格也同样如此。
无论如何，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通过基因的方法调整幸福适应度而不是将其完全消除的优势之一，在于疼痛、焦虑、内疚甚至抑郁所对应的功能类似物可以被保存下来，而不会像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产生令人讨厌的感觉。我们可以保留不满意的功能类似物——这无疑是进步的动力——并保留乐观的狂躁所缺乏的洞察力和批判眼光。即使快乐情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并且我们的奖赏中枢在肌体上和功能性得到增强，原则上仍然有可能保留我们现有的许多偏好结构。如果你偏好莫扎特超过贝多芬，或者你喜欢哲学超过无聊的消遣，你仍然可以保留这一偏好顺序，即使你的快乐情调已经被极大丰富了。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偏好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从而去追求（请原谅使用术语）“情感的再脑化”，情况将会更好。自然选择带来的进化已经使我们很容易形成各种功能失调的偏好，而这些偏好会由于我们的基因而伤害到我们自身和他人。记得成吉思汗曾经说过：“最大的幸福就是驱散你的敌人，在你面前驱赶他，看到他的城市变成了灰烬，看到那些生活在他眼泪笼罩的人，并将他的妻子和女儿聚集到你的怀抱里。”
现在有人告诉我学术界并没有那么糟糕，但即使大学生活也有其文雅的野蛮形态——追逐地位的竞争以及男性领袖主宰的形式：这是造成很多失败者的零和游戏。
我们有太多的偏好反映了对我们的祖先所处环境具有遗传适应性的不良行为和心理状态。如果我们重新编写我们自己腐朽的代码来取而代之岂不是更好？这里，我重点强调的是从基因上增强快乐情调。然而，对情绪生物学的掌握意味着，我们将能够诸如扩大我们产生共鸣的能力，功能性地提高镜像神经元，并持续增加后叶催产素的释放，以提高信任和社交能力。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识别诸如灵性、美感、幽默感的分子特征，并调节和“过度表达”他们的心理机制。从信息理论的角度来看，对世界作出适应性的、灵活、智能的反应，关键不在于我们快乐尺度上的绝对点，而在于我们对差异的信息敏感性。真正的信息理论家有时会将信息简单地定义为“有影响的差异”。
再强调一遍，这种情感的再脑化是可选择的。从技术上来讲，设计出所有知觉的幸福感，同时保留大部分但并非所有我们现存的偏好结构是可行的。
前文所讲的用于消除痛苦的三种技术选择——电极刺激、致幻药和基因工程——相互之间并不排斥。这些方案是否已详尽无遗？我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选择。一些超人类主义者认为我们有朝一日都将接受扫描、数字化并上传到无机计算机中，并接受重新编程。对此我可能持怀疑态度，但无论如何，这种提议并不能解决现有有机生命的痛苦，除非我们接受所谓的破坏性上传——但破坏性上传是一种毁灭性的方案，我甚至都不会加以考虑。
2.为什么应当实施消除痛苦计划
假设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我们将能够获得这种神圣的力量来控制我们的情绪。再假设不愉快经历的信号功能能够被取代——或者通过本文论述的重新调整，或是通过将所有不愉快或无聊都下载到无机假体、仿生植入物或无机计算机中——或者也可能通过对诸如嫉妒等情绪彻底消除的方式。我们为什么都要成为消除痛苦主义者？
如果你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那么你会接受消除痛苦计划，这将成为本瑟姆主义加生物科技。一个人不必成为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才会支持消除痛苦，但所有的典型实用主义者都会拥护消除痛苦计划。本瑟姆倡导的社会和立法改革，就其本身而言是伟大的，但他工作的时代处在生物工程学和基因医学之前。
如果你是一位受过科学启发的佛教徒，那么你也会接受消除痛苦计划。佛教徒在世界宗教之林中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关注的是众生世界中苦难的重要性。佛教徒可能认为八正道比基因工程提供了一条更为可靠的通往涅槃之路，但如果生物科技有效的话，他们很难从原则上反对生物科技。佛教徒专注于通过消除欲望来解除痛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欲望的消除在技术上是可选择的，并且可能会导致社会停滞不前。相反，既消除痛苦又继续拥有各种欲望是可能的。
说服伊斯兰教徒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追随着是一项比较大的挑战。
但信徒们声称，尽管经验证据中存在异常，但阿拉/上帝是无限同情和仁慈的。因此，如果凡夫俗子能够想像所有知觉的健康，那么宣称上帝的仁慈范围更加有限将看似是对神明的亵渎。
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也不是佛教徒或有神论者。那么为什么所谓的道德多元主义者要认真对待消除痛苦计划？
这里，我想引用莎士比亚的作品：“从来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有毅力忍受牙疼。”（《无事生非》，第一幕，第五场，列奥纳托的台词）
当身受剧痛折磨时，人们通常被剧痛的可怕程度所震惊。
人们往往认为，纯粹的“心理”痛苦——孤独、冷漠、存在性焦虑、忧伤、焦虑、抑郁——不会比身体上的剧痛更加糟糕，然而，全世界每年有超过80万人自杀的原因主要是心理上的痛苦。我并不是说其他东西——伟大的艺术、友谊、社会公正、幽默感、培养卓越的品格、学术成就等等——没有价值，而是说当强烈的身心痛苦侵入时——无论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还是在自己的爱之人的生活中——我们认识到这种强烈的痛苦具有迫在眉睫的优先地位和紧迫性。如果你的手被门夹住之后感到很痛苦，那么你就会对那些劝你记住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人不屑一顾。如果你在一段不愉快的恋情之后感觉心烦意乱，那么你肯定不想被人以不得体的方式提醒今天外面风和日丽。
当身心处在持续极度痛苦状态时，这些痛苦就会具有优先和紧迫性，超越了人们其余的人生规划，但那又怎样？当痛苦过去之后，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生活呢？
自然科学追求的是一种“本然的观点”，一种想像中的上帝视角。物理学告诉我们，此时此地并不优于其他任何时间地点，所有时间和地点都是同样真实的。科学和技术很快就会赋予我们在整个众生世界里神一样的力量来匹配这个神一样的视角。
我认为，只要存在任何有知觉的生命正在遭受与我们相似的痛苦，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痛苦或亲人的痛苦那样，以同样的优先级和紧迫度对待这种痛苦。力量越大，责任越大。拥有神一样的力量，就要负神一样的责任。因此，诸如200年前存在的苦难可能真的很可怕，但并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将这些苦难理智地称为不道德——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消灭这些痛苦力不从心。但由于生物技术，现在我们已有能力消除这些痛苦，或将在不久的将来有这种能力。在今后的几个世纪，任何种类的痛苦都将变得可选择。
如果你不是一个典型的道德实用主义者，相比简单地追求超级幸福的最大化，重新调整我们的幸福适应能力的好处在于，你至少保留了一项我们现存偏好结构的可辨认的派生物。重新调整幸福适应度可以使之与你现有的价值体系一致。因此，即使是名声不好的“偏好实用主义”也可以被照顾到。对情绪拥有实际控制力意味着你可以更加有效地开展你现有的生活项目。
那么所谓的痛苦具有性格塑造功能的观点又如何呢？尼采说过:“那些没有碾碎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这种担心看来没有放对位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强化快乐基调会提高动力，使我们在心理上更加强大。相比之下，长期情绪低落会导致习得性无助和行为性绝望的综合症状。
我还没有明确提到价值虚无主义者——主观主义者或道德怀疑论者，他们认为所有的价值都仅仅是看法上的分歧，并且人们无法从逻辑上由“是”推论出“应该”。
比方说，如果我把手放在火炉上烤，我会感到非常痛苦。这种痛苦本质上是一种激励，即使我认为应该收回我的手的念头并不遵循正式的逻辑推理准则。
如果认真地看待世界科学图景，那么就本体论而言，此时此地或本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或优先之处，以自我为中心的幻觉只不过是由自私的DNA所设计出来的。
如果痛苦对我来说是错的，那么它对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是错的。
3.为什么消除痛苦计划将成为现实
消除痛苦计划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没有痛苦的世界是美好的，充分发展的天堂工程将使之更加美好。但这又怎么样呢？从技术上讲，做一个一千立方米的切达奶酪是可行的。为什么要有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也许这只是一厢情愿。也许我们会选择永久保留痛苦的生命机理3。
这里的反对意见是，无论一个人是否赞同消除痛苦计划，我们都在走向一场设计婴儿的生育革命。未来的父母很快就会选择他们未来孩子的特征。我们正处于向后达尔文主义过渡的前夕，并不意味着选择压力将有任何程度的减轻，而是说进化将不再是盲目的和随机的：自然选择将不复存在，只剩下非自然选择。我们将选择未来后代的基因组合，并通过对等位基因以及等位基因组合结果的预期来选择和设计它们。对于对祖先环境具有适应性的低级等位基因以及等位基因组合来说，将面临选择压力。
不幸的是，这个论点并不严密，但想象一下你正在为你未来的孩子选择情绪的基因调节设置，即幸福临界点，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设置？你也许并不打算选择终生超级幸福的梯度，但绝大多数的父母肯定想要快乐的孩子。首先，养育快乐的孩子更有趣。我真诚地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大多数父母们都会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幸福。但如果父母说孩子的幸福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有些人可能会对这样的父母产生怀疑，因为很多父母都对他们的孩子报有很高的期望。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幸福就意味着成功，这可能就是我们珍视孩子和我们自身幸福的终极进化根源。
当然，父母选择的论点不是决定性的。尤其是，由于不断膨胀的准永生人口不可能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中无限繁殖，在激进的抗衰老技术迫使我们逐步加强对生育决定的集体控制之前，不知道还有多少代人可以自由选择生育。但是，即使对繁殖决定的集中控制成为常态，繁殖本身变得极为罕见，针对原始达尔文基因型的选择压力也可能非常大。因此，很难想像未来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会真正允许预先策划好地创造出任何抑郁、焦虑，或者甚至非增强型意识的“普通”病理的倾向。
非人类动物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关注了人类这一个物种的痛苦。这种对消除痛苦计划的限制是狭隘的，但我们的人类中心主义偏见已根深蒂固。对其他物种的成员进行狩猎、杀戮和剥削增强了我们的基因对祖先所处环境的整体适应度。（在这里我们更接近黑猩猩，而不是倭黑猩猩。）因此，不同于所谓的乱伦禁忌，我们并没有天生的倾向去发现狩猎和剥削非人类动物是错误的。我们读到艾琳派佩伯格的鹦鹉有相当于3岁孩子的心理年龄，我们在几亿年以前和它有着共同的祖先。然而，对于所谓的运动员来说，为了好玩而射杀鸟类仍然是合法的。但如果运动员为了好玩去射杀人类的婴幼儿，他们就会被判为反社会的罪犯而入狱。
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闻媒体上的头条新闻往往是关于人类虐待、忽视儿童，拐卖幼儿或遗弃罗马尼亚孤儿的可怕故事。
我们最憎恨虐待和谋杀儿童者。然而，我们却一惯地为产业化大规模屠杀其他物种的生命付费，这样我们才能食用它们。我们吃肉，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我们工业化养殖和宰杀的那些非人类动物从功能、情感、智力，甚至承受痛苦的能力上来说，都和人类的婴儿和幼儿是等同的。
站在想像中的上帝视角来看，我认为从道德 上来说，我们应该像关心被虐待的我们自己物种的成员一样，关心那些被虐待的、从机能上与人类等同的非人类动物，例如像关心对人类幼儿的虐待和屠杀那样关心一头猪的虐待和屠杀。这违反了我们人类的道德直觉，但我们的道德直觉根本不能被信任。它们反映了我们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不仅是道德上的局限，也是智力上和知觉上的局限。这并不是说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没有区别，就像黑人和白人、自由公民和奴隶、男人和女人、犹太人和异教徒、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没有区别一样。问题在于这种区别是否是与道德相关的区别。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我们执着于众生之间真实存在但与道德无关的区别时，在道德上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回想一下亚里士多德是如何为奴隶制辩护的。他为何如此盲目？]我们的道德直觉受到自利基因的毒害——它们不是为了站在公正无私的上帝立场上看问题而设计的。然而，更高的智力会带来更强的同理心认知能力，而且可能会扩大同情的范围。或许我们超级智能/超级具有同情心的后代会认为虐待非人类动物的可恶程度不亚于虐待儿童：都是可怕的变态。
无论是否是真的，我们肯定不会放弃吃掉对方吧？我们自私的偏见太强烈了，我们太喜欢肉的味道了。全球素食主义的观念岂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也许是这样的。然而，在几十年之内，通过基因工程设计出来的试管食物意味着我们可以享用比今天任何食物都美味的“肉”，而无需任何杀戮和残忍。作为对未来事物的一种尝试，2007年6月，在挪威生命科学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成立了试管肉联盟。至关重要的是，用单个干细胞培育肉类很可能具有无限的可扩展性：它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消费可能比原封不动地使用非人类动物更加成本低廉。因此，假设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继续保持金钱交易和市场经济，廉价又美味的试管食物很可能会取代产业化养殖和大规模屠杀我们同类生物的做法。
有人可能会怀疑：即使那些美味的试管食物比屠宰的非人类动物的肉更加廉价可口，大多数人真的会吃吗？
如果我们可以假设对试管食物的营销是适当的，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更喜欢吃试管肉类多于动物尸体，那么倡导无残忍饮食的道德观可能会比现在更有说服力。
即使我们有全球性的素食主义，自然界中肯定还会有可怕的残忍行为吗？关于野生动物的记录片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了一种非常粗略的了解：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播放非人类动物因干渴或饥饿而死亡，或者被捕食者慢慢窒息而死并被吃掉的画面是合适的。而且一定要有食物链吗？大自然是残酷的，但捕食者对于缓解种群爆炸和马尔萨斯灾难来说总是必不可少的吗？
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愿意，智能代理可以使用多物种长效避孕法4，重新设计全球生态系统，重新编写脊椎动物的基因组，以解脱人类之外自然界中其他物种的痛苦。因为非人类动物不需要被解放，它们需要被照顾。我们有义务照顾它们，就像我们照顾人类婴儿、幼童、老人和精神病人那样。这种展望可能看起来很遥远，但对栖息地的破坏意味着在本世纪的晚些时候，大自然可能只剩下我们的野生动物园了。我们在动物园里不会用受到惊吓的活啮齿动物来喂蛇，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是残忍的，同样，难道我们会因为残忍是“自然存在的”而继续允许残忍在我们的野生动物园里存在吗？
地球上最后的边界是海洋。从直觉上看，运行一套富有同情心的海洋生态系统可能过于复杂。但计算机能力和纳米机器人技术的指数级增长意味着从理论上讲我们也可以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全面地重新设计。目前来看，这种重新设计仍然是不可能的，几十年以后，这项工作将在计算上是可行的但仍旧充满挑战，最终，它将在技术上变得微不足道。所以，问题在于，我们真的会这么做吗？我们应该这样做吗？或者说我们是否应当保存达尔文式的现状？这里我们显然是在猜测。然而，有人可能呼吁所谓的“弱仁原则”。该原则与存在争议的“超级智能需要超级同理心”的说法不同，它并不认为，我们在技术上和认知能力上都更加先进的后代也会在道德上比我们现在更加先进。
让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则是如何应用的。如果在今天，选择购买自由放养或工厂化养殖的鸡蛋，大多数非素食主义者都会选择自由放养的鸡蛋。如果工厂化养殖的鸡蛋会便宜一美分，大部分人仍然会选择自由放养这种“不够残忍”的方案。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人类的恶意、怨恨和残忍，但我们大多数人至少对仁慈有轻微的偏向。如果考虑任何不容忽视的自我牺牲因素，例如，如果自由放养的鸡蛋会贵20美分，那么令人遗憾的是销售量会急剧下滑。我的观点是，如果——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为道德冷漠而作出的牺牲可以变得不复存在或微不足道，那么消除痛苦计划就能够延伸到众生世界的最远处。
作者：大卫•皮尔斯